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唉!寫了一堆簡歷,發現實在沒什麼用處,還是說說我打算如何經營此部落好了。現在台灣雖然有大量的越南籍女性配偶,也有許多台商到當地投資,但翻遍文獻,就是找不到相關的越南社會文化資料。希望透過這個部落,可以慢慢蒐集一些資料,供有興趣的人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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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「夫枷」到「國枷」: 結構交織困境下的受暴越南婚移婦女

唐文慧,王宏仁著
 台灣社會學第21 期,頁157-197,2011 年6 月出版。



從「夫枷」到「國枷」

一、前言
在我們所訪談的受暴越南婚移婦女當中,阿鑾和阿麗是兩個截然
不同的類型。雖然她們的個人條件,婚姻歷程和受暴樣態不盡相同,
卻都曾積極向外求助,也渴望走出家暴。然而,她們在尋求家庭暴力
防治法(以下簡稱家暴法,條文內容參見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)協
助的過程中,卻面臨了相同的結構障礙,導致她們難以脫離家暴,且
由於個人處於不同的結構位置,讓她們最後的命運有所不同。以下,
首先介紹這兩位受暴越南婦女的故事。
(一)可憐的阿鑾
我們遇到阿鑾時,她才22 歲,已經生了兩個女兒,分別為3 歲
和1 歲。阿鑾在越南只讀到小學5 年級,就因家境貧苦而輟學。由於
先嫁到台灣的姊姊過得很不錯,便在姊夫的介紹之下,18 歲時與來自
台灣的阿順,在越南相親結婚,之後來台定居。阿鑾的丈夫大她20 多
歲,經營母親為他開設的傳統小雜貨店。據社工員的形容,阿順看起
來很老實,老實到讓人感覺有點遲鈍,對自己的婚姻沒什麼主見,什
麼事都聽母親的。阿鑾跟社工員抱怨說,她來台灣這幾年一直形同被
監禁,不但不准外出,還得負責大家庭裡洗衣、煮飯和打掃的所有家
務,連中風在床的公公,婆婆也全部推給她。由於沒生兒子,阿鑾在
夫家的地位極低。一天深夜,為了求子,阿順聽從迷信的婆婆,偷剪
阿鑾的陰毛放在符水裡,要阿鑾喝下,阿鑾害怕之下抵抗不從,而有
了肢體衝突。婆婆常威脅阿鑾,若不聽話就要阿順休掉她,讓她被遣
送回越南,永遠看不到兩個女兒,阿鑾說這是她因而不敢揭發家暴的
主因。有一次阿鑾帶女兒去逛夜市晚歸,被婆婆鎖在門外,她在門口
跪求許久,婆婆還是不開門,鄰居水果攤老闆偷偷地告訴她,可以去
警察局求助,只是她連路名都看不懂,怎麼知道如何求助?在一次與
婆婆劇烈爭吵下,阿鑾收拾了簡單行李,搬到姊姊家去,並透過姊夫
介紹,到一家越南小吃店工作,有了自己的一份收入後,開始自己在
外租屋居住。

離開夫家一陣子後,阿鑾從未接獲丈夫阿順的電話。有一次她因
為想念女兒打電話回家,婆婆一聽到她的聲音,馬上掛掉電話。社工
員認為,阿鑾長期遭受夫家虐待,處境堪憐,便幫她申請了保護令,
但婆婆這邊也聘請了律師,向法官控訴自己被家暴,婆婆向法官陳
述,阿鑾曾拿菜刀威脅她,但阿鑾說當時是她正在煮飯,所以手裡拿
著菜刀。陪同出庭的社工員跟我們說,阿鑾在法庭上話說不清楚,而
且法官比較相信老人家的話,認為婆婆應該不會說謊。有一次阿鑾回
家看女兒,婆婆以有家暴遠離令,打電話叫警察來處理,阿鑾當時哭
著打電話問社工員:「為甚麼我不能看自己的孩子?」婆婆處心積慮
要阿鑾簽離婚同意書,但阿鑾跟我們說:「我不想離婚,因為這樣兩
個女兒會很可憐,如果真的要離婚,我要有孩子的監護權,我想自己
在台灣賺錢養小孩。」她也說:「回越南會讓父母覺得丟臉,我不想
離開心愛的女兒,而且越南沒有工作,在這裡只要努力,就可以生
活,還可以幫助越南的爸爸媽媽」。

(二)強勢的阿麗
第一次遇到阿麗,是在一家越南小吃店,她已來台4 年,有一個
4 歲的女兒。阿麗在越南讀完一年高中後,便因家境貧窮而輟學,透
過仲介相親後結婚來台,當時才19 歲。受訪時,她說因為不滿夫家,
已經離家獨自在外居住,正辦理離婚手續。最需要的是法律上的協
助,以爭取女兒的監護權,讓自己能留在台灣工作。
阿麗告訴我們,嫁來台灣之後才發現,跟她之前所想像的差太多
了。她整天在外面當打掃工人,回到家已經很累,婆婆仍要求她負擔
所有家事。夫家瞧不起越南人,常常不屑地對她口出惡言。每次阿麗
抱怨,丈夫阿昭不但不站在她這邊,反而說她嫁到台灣,就應該照這
裡的風俗行事。阿麗因而曾多次帶孩子離家出走,但都被阿昭給找了
回去。阿昭一定要阿麗再懷孕生兒子,說要跟他做愛才願意給生活
費,這使得阿麗非常不滿,兩人常因而發生衝突。
阿麗的丈夫阿昭是個計程車司機,工作、薪水都還算固定。阿麗
說吵架時阿昭打她,她曾多次向警察局求助,但因沒有明顯的外傷,
警察都只簡單地問了一下,就請她回家了。後來,有越南姊妹告訴阿
麗,直接去社會局比較有用,所以她就去了家暴中心,但結果卻讓她
大失所望。阿麗說:「社會局根本沒有用啊!」她一直沒能申請到保
護令,因為社工員認為他們應先進行婚姻協談。
當阿麗帶著女兒離家在外居住時,阿昭也到社會局投訴,指控女
兒小真被阿麗的男朋友性侵,認為阿麗沒有資格繼續照顧小真,這使
得社工員開始介入他們之間爭奪女兒的問題。在多次協談無效,又僵
持不下的情況下,小真最後被社工員強制自費安置在寄養家庭,那陣
子阿麗不斷跟我們抱怨,社工員不讓她探視小真。社工員則跟我們
說:「兒童寄養和探視,有一定的法律規定,強制安置則是專業評估
的結果。」阿麗的社工員並不採信阿麗的某些說法,相對的,阿麗也
不信任社工員。阿麗自己花了五萬元聘請律師,沒有使用社會局所提
供的免費法律服務。有一次她因想念女兒而嚎啕大哭,打電話跟我們
不斷地抱怨社工員、法官和阿昭。
我們訪談阿昭,他跟我們說一切都是阿麗的問題,是她不滿足於
一個「平凡但幸福」的家。阿昭不承認他打過阿麗,只說是吵架時她
自己不小心撞到,況且阿麗也曾咬過他,如果她可以告、他也可以
告,因為他也有傷。至於言語上威脅,阿昭認為那只是要給她一點警
惕,還說她也曾叫黑道來恐嚇他。有一次,在社會局進行夫妻協談
時,社工員透過單面鏡看到阿昭低聲下氣地哭著求阿麗回家,社工員
跟我們說,那時連她都不免為阿昭感到難過。由於女兒小真的性侵疑
雲,另一位負責小真的社工員也擔心,孩子跟著阿麗,是否真的能得
到最好的照顧?
阿麗不願意再回到夫家,且決心要離婚,但因還沒有取得台灣身
分證,如果沒有得到孩子的監護權,就得依法返回越南,這是阿麗所
不願意的。而阿昭也積極地爭取孩子的「獨立」監護權,他不願讓阿
麗如願地留在台灣工作。兩個人都積極地透過法律,不斷地爭取,希
望能依照自己的想法,來處理婚姻衝突和破裂的後果。後來,阿麗果
然沒能得到女兒的監護權,因離婚而被遣送回越南。

在此,我們並非指涉所有台越跨國婚姻都有家暴問題,也不認為
所有受暴移民婦女都無法走出家暴,更非認為家暴法一無是處。我們
反對當下許多媒體的刻意渲染,讓民眾產生一種外籍配偶都是受暴婦
女的刻板印象。因為根據我們過去的研究發現(唐文慧、王宏仁
2011),部分受暴越南配偶能夠巧妙地運用家暴法的幫助,透過台灣
中小企業的市場結構所提供的機會,在天時、地利、人合下,順利地
脫離了暴力關係,憑藉工作獨立地在台灣生活,但同時也發現,有些
受暴越南配偶仍然繼續困在家暴關係中走不出來。因此,本文主要關
切的是,這些受暴越南配偶求助時,各種結構力量如何交織作用在她
們身上,使得她們無法順利離開暴力對待的情境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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